参商移（上） (第4/6页)

仗！连长，上头的人倒是吃rou，可我和我的弟兄们都喝米汤呀……”

    这戏不算太长，演了半个钟头，很快就散了场。乡亲们陆陆续续走完了，等把搭起来的那些棚子架子收拾完，已经到了金乌西沉的时间。

    “洗洗脸吧，”后台，刘博兼打来一盆水，放在年轻人面前，“花猫。”

    “这都是哪个地主老爷害的？”伍秀泉笑着还击，然后弓起身子，捧起一捧水往自己脸上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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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次我来演黄老爷，”刘博兼半倚在粗壮的树干上，看着年轻人在水盆里越洗越花的脸，忍不住笑：“你来演我的四房姨太太？”

    “刘博兼主任！”伍秀泉闭着眼想踹他一脚，结果踹空了：“你怎么越来越没个正经了——”他眯着眼睛抬起沾满煤灰的脸，前边的头发还在往下滴着黑水。刘博兼忙拿来毛巾，捧着他的脸仔细擦干，终于让那张清秀的脸显得没那么诙谐。

    年轻人现在倒是能看清东西了，但一看见面前刘博兼那张满是倦容的脸，刚升起来的脾气瞬间又蔫了下去。刘博兼已经在边区连轴转几个周了，睡没睡好，不知道，吃没吃好，不清楚。只知道他又瘦了，头发又白了，眼睛下边的颧骨像被刀切斧凿一样，露出点原本凌厉的骨相来。

    “……你们宁城那边，”他垂着眼睛，为刚才竟然差点踹中他感到内疚，“是不是又有了消息。”

    “我以前在西北军的亲共旧僚是传了些风声过来，”刘博兼见他这样，知道他的青年又开始为他担心，于是只斟酌着捡好消息说：“但中央已经有了安排——我做远程指挥和接应。而且，董将军他们也有革命的心与投靠的诚意，所以，这件事，我想会顺利的。”

    “你总这样。”

    “我总哪样？”

    “报喜不报忧。”年轻人瘪着嘴，索性挨着树一屁股坐下。

    “地主家尚有余粮，实在是无忧可报啊，”他也干脆挨着伍秀泉坐下，凑到他没怎么洗干净的花脸前，用手指如往常一样刮了刮年轻人的鼻尖：“我的四姨太。”

    满脸忧郁的年轻人也被他的话逗乐了，没忍住嗤地一声笑了出来：“刘主任，你现在这样演地主我看准行，这么流氓，群众看了都得往你身上扔烂菜叶子臭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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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糟了，”看他露出笑来，刘博兼悬着的心算是放下了，“前两天，不是还有个战士演完土豪，下了台就被一群入戏太深的老表们揪住，挨了顿打么？我可是搞文字工作的，身上没有半点武功，你来救我不救？”

    “不救，不救，”伍秀泉笑着望向远方山坳升起的炊烟，然后把头靠在旁边的人肩膀上：“我怕我被当成反革命，给我一块揍了。”他知道刘博兼在有意逗他开心，而他也愿意为此而开心：因为有太沉的责任压在他们二人的肩上了，所以就连这种寻常的幸福都显得如此珍贵。以前，他不明白这种珍贵——在苏联，他只是个被养在理想国里的留学生；而现在他回来了，已经上过了人间炼狱一般的战场，见识过了今天笑明天死的生活，所以，他现在已经不可能离开这一点微不足道的幸福，在这个世界上求生存了。

    “刘博兼，你书读得比我多，我问你，”他轻轻地问，“革命什么时候才会成功呢？”

    “我不清楚。书读得再多的人也不清楚。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但总会成功的，”年长的人揽住他的肩膀，“问题来了——万一到时候你还年轻，我却是个糟老头了，怎么办？”他温和地看向爱人，想象着伍秀泉四五十岁时候的脸：可能那双漂亮的眼睛旁起皱了，可能脸会胖了，可能嘴唇边上有两道深深的纹……他想了这么多种可能性，唯独没想过不爱他。

    “那我到时候就养你呗，”年轻人揉了揉眼睛，忙了一天，他有些困了，“反正到时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肯定舒服得不得了；你老了，走不动了，就天天躺着，等我伺候你。”

    “好，好，”他被这种可能性逗笑了，“好了。伍秀泉同志，天色晚了，我们回去吧。你这脸还没洗干净呢。”

    夕阳已经快沉入地平线了，远处的山脉只留下一轮朦胧的金色光晕。伍秀泉拎着空枪和刘博兼从后台出来，看见刚才那几个躺在草垛上的“白狗子”战俘，正远远聚在一颗枯树底下，像一群徘徊在大地上的，黑色的幽灵。

    他们见到伍秀泉——这个白军士兵的演员——也只是一言不发地望着他。

    过了一阵，为首的那个人取下他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帽子，接着，后边的士兵也学着他扯下帽子，扔在干草上：“不打啦……”那个人远远地朝对面的这些红军喊道，“阮不想和你们打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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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在如火如荼的大型建设中，江西曾经出过这样一件大新闻：赣州某县城距新修的百货商场不远处，挖出了大约三百余具枯骨。关于他们的身份，一时间讨论很多。一些当地的老百姓认为，十有八九是日本鬼子进村扫荡时留下的残暴痕迹；但经过专家的鉴定，这些尸坑的出现又要早于日本人进中原的时间。最后，由于缺乏各种证明身份的材料，这件事也就无人再提起了，只当作混乱年代里无数的残忍故事之一。

    首长也看过那个新闻。那段时间，他整个人变得很沉默。年末的一个下午，我陪他去中央开会，会后他和时任总书记的古月邦同志两个人单独交谈了一阵。又过了几天，他交给秘书同志一封信，请他将这封信带给总书记的秘书。我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更不可能去问，后面就慢慢把这件事忘了。

    直到来年的春夏之交，报纸上又刊登出一条新闻，我才大概明白了此事的来龙去脉。

    那条新闻刊登在报纸第三页的副版，在一个既不特别重要、又不特别轻视的位置。我还记得标题是：尘埃落定——记江西三百名“肃反”受害者被追认为烈士背后的故事。

    当时快交班了，但我依然站在原地把那条新闻读了好几遍。我是当兵的人，对于这样的故事常常感同身受，难过得很。一抬头，首长也正沉重地盯着配文上的纪念碑照片出神，我便隐约觉得这件事就像以前处理西路军战俘问题时那样也许与首长有些关系。

    首长察觉到我的目光，回过神来：“小陈啊。”

    他看见我表情难受，于是把报纸叠好、整齐地放在桌角上，温声对我说：“一九三三年，我也恰在中央苏区的模范团工作，算是历史的见证者，看到那个地名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那个时候，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许多无辜的干部、战士，因为一两句无心之言便被‘肃反’，打成了‘反党、反革命’，白白失去了性命。”他叹了口气，“所以，我想啊，我们是有必要为受害者恢复名誉、为家属提供补偿的；况且，很多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这点金钱上的补偿，对于他们被夺走的人生来说，又算得上什么呢？”

    “小陈同志，你还年轻，要记住——历史是重要的。”他凝重地看着我，“因为历史证明我们犯过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