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热带鱼 (第1/3页)

    大三那年的表演课上，来了一个姓张的助教。

    你要我回忆当时的场景，实际上，记忆已经被稀释了太多，太模糊了。我只记得，他跟在教表演的老头后面走进来，步伐轻而缓。自我介绍时，他头埋得很低，说话字尾间黏连而缓慢，纤细，依稀像从南国误闯进北方的谨小慎微的山雀。至于别的——他穿的大概是白色的运动服，也可能不是，是更偏深一些的颜色，灰色，或者，干脆就是黑色的？我不擅长记东西，然而只有一件事，或许我至今仍然记得清楚：那一天正午的烈阳凑巧透过茶色玻璃，渗进了他耳骨周围极为纤薄的皮肤，使得他耳廓上两颗隐秘的小痣像极了红玉上，一点斑驳的瑕疵。

    我对那一天的所有记忆，只关乎这一点微不足道的，秘而不宣的瑕疵。其他的，我一概不记得。

    2005年，我拿父母的钱买进了这所挂在W大名下的民办艺术学校。当我提着行李到宿舍门口的时候，里面正砸着鼠标用方言骂cao你妈逼：你大概能想象到这是个什么地方。没有办法，因为成绩太差，“那些高考考200分的社会渣滓”——这是高中的时候班主任对我们这种人的统称——那个时候，我冲上去和说这句话的人打了一架，但后来，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话有一些道理，因为我如他所说去了一个和垃圾场差不多的大学，那里不教授什么知识，我的大学课表上写满的是抽烟，“挖坑”一种流行于西部地区的扑克牌打法，网吧熬个通宵，或者去城中村找两百块一晚的鸡。我并不指望学到别的技艺，因为这所挂牌的学校压根找不出几个在编的正职教师，整个器材室拢共只有三台手持DV，唯一的一台专业摄影机被常年锁在柜子里，我从来没在任何人那里见过能打开它的钥匙，所以只好猜测这是完完全全的摆设。

    空耗生命是合理的。这是在这里生活的一种法则。那些积极的，向上的，每天泡在练功室里排练，指望在这片浊水中抱着浮木游向彼岸的人则被我们统一视为叛徒：我说的是C。

    C是我的室友。不是骂脏话的那个，但是那个叛徒：他不喝酒，不抽烟，不嫖不赌，早晨六点钟起床，按时去盖练早功的章。他确实抱着想当演员的梦想，虽然我认为这是个笑话，何况步向悬崖的羊群中尤其不能容忍一只向外走的羊。

    惭愧地说，我对他的厌恶，正是生根于这些幼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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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三那一年的表演课经常被安排在早上，接着晨功之后。

    西城过了秋分，天气开始带着不上不下的凉。在排练室里，穿多了热，穿少了则挡不住这点早晨料峭的寒。我们穿着薄T恤压腿，下腰，汗很快浸润纯棉的布料，最后像冰冷的软体动物一样贴在背上，很不舒服。接着是基本的热身，和陈词滥调一样的台词练习。这些环节我能省则省，最后一般都变成在地垫上补瞌睡结束。

    教表演的老师姓赵，八十年代时在西城制片厂演过许多不重要的配角。直到九十年代后，这些老旧的国营制片厂改制，亏损，卖掉了一半的厂房，赵老师就跟其他大多数的员工一样四散，分流，最后安顿在了这所三流学校。我很少见到他，他大概跟我们一样讨厌这个地方或者，还不接受自己的命运，因此，基本上，他来上课的次数，就和器材室那台摄影机被使用的次数一样少。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和不同的助教打交道：一些其他院校的学生，然而，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无知，手里只有一本不知道传了多少年的绿色封皮《演员艺术语言基本技巧》——2008年的信息世界是一片荒芜。

    “同学，你怎么靠在练功杆上？”

    南方人黏着的声音从我身侧传过来，是新来的那个助教。

    我撇了他一眼，没有搭理他。

    “你为什么不去练习？”他又问。

    “练什么？”我拖长音反问。

    我听到有人在窃笑。这是一种给外来者准备下马威的默契：多少有点像洗礼，但你要接受这里的规矩，最好是和我们一起变成一滩烂泥。我能想象他站在我旁边的窘迫，镜子照出了他不安定而踟蹰的脚，白色运动鞋的鞋尖在木地板上打旋，然后露出一小节脚踝。

    “现在大家都在练习，”他说，“你也要一起去。”

    我扭头仔细看他，这个从最南边来的小个子，像看一种细小而珍稀的动物：他别着胸牌，和我们一样只穿着薄T恤，白色，有些透。也许是因为冷，他脸色不太好。

    都有些可怜了。放你一马，我想。“老师，我马上就来。”我咧开嘴笑。

    他抿着嘴唇，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严肃：“现在。”

    他拉着我的手腕进到队列中。按身高排列，于是我站在的旁边。他正闭着眼睛做呼吸训练。肩膀绷得板正，像根冥顽不灵的木头。这场面很滑稽，他的认真透露出一种恰到好处的愚蠢，我没忍住嗤笑。我撇了小助教一眼，他没看我，只是走到C面前。

    “要像这样——”他把手放在C起伏的胸腔上，用很轻的力气压下去，我看见那只骨节并不分明的手顺着他的胸部肌rou，肋骨，到腹部，一点点下沉，最后停在呼吸的终点，然后，如同南太平洋的游鱼一样反复洄游。我收回余光，胃部像被猫在挠，焦灼而痒。闭眼，深呼吸，没有用。我很难停止想象那手掌的温热透过濡湿的布料传过来，熨烫我肺中的氧气，再接着向下，掠过小腹，然后——

    “我说，同学，你，”他的声音贴着我的耳朵传过来，“不是这样的。”

    他离我更近了一些。手放在我胸口，如同刚才对C一样，教我要怎样将氧气沉入肺之下。那只手柔软而小，掌丘隆起，只是并不温热——是冰冷的。我垂着眼睛睁开一条缝，他还是认真、严肃、一丝不苟，下睫纤长而随卧蚕翕动，简直像条自投罗网的热带鱼。

    我的手指把运动裤的边线绞成蜿蜒的S型，饥饿正从深不见底的海中，气泡一般涌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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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课和排练，我偶尔会在学校里碰见他。后来知道他临时住在北边的教职工宿舍，一栋灰色建筑的三楼往上最后一间。那一片没有热水间，因此，一个学期内，他以固定频率，拎着保温壶出现在男寝和西南门的交叉点上。

    我从那个时候养成了在某个固定时间段到寝室阳台上抽烟的习惯。准确地来说，是斜阳在灰色的天空后开始黯淡的时刻，直到远处雁塔的装饰灯亮起来的那一段时间之中，我会在阳台上抽四、五支烟，盯着不远处的十字路口，等待那条可怜的热带鱼路过——瘦小的，套在白色运动服里的身影，从干枯的梧桐树枝下，匆匆地来去。这种观察持续了很久，并几乎快取代网络游戏成为我异常无聊，堕落的大学生活中唯一的调剂：这就像一个锚点，或者，横亘在即将彻底坠落的残酷未来和从未真正意义上过去的青春期之间的，一个稳定的常数。

    同样是那个时候，我学会了提前半个小时爬起来去领晨功的章子。这并不是痛改前非的前兆，说到底，是出于一种最好秘而不宣的兴趣：张老师，也会去练晨功。他练台词，“你们这些铁石心肠的人们，为我而哭吧！”，是李尔王，字句间氤氲潮湿的水汽；或者将手搭在练功杆上，背部弯曲，一节脊椎连着另一节，拱起，构成南方那些连绵不绝的丘陵。

    “你